李白家世新考

李白家世新考

檀作文

关键词：李白家世  李暠  李轨

内容提要：在20世纪疑古学风影响之下，对李白自述家世的质疑泛滥成灾。陈寅恪、郭沫若等一流史学大家，对李白自述的凉武昭王九世孙身份进行质疑，对20世纪以来的李白研究具有决定性影响。但当我们深究李白家世质疑派的论证时，发现他们无一例外不是在进行有罪推论，即先疑后辨，事先做了李白故意编造家世的预设；而他们所列举的证据，实际上都不足以推定李白不是凉武昭王九世孙。在判定李白家世这件事上，正确的态度应是根据相关史料，对李白的自述做出合乎情理的解释。基于这一立场，本文指出白极有可能是隋唐之际河西大凉王李轨的后裔。如能承认李白是李轨的后裔，则李白自述家世的所有谜团都可以得到合理性解释。

一、关于李白家世的权威史料

关于李白家世最详实的资料，当属李阳冰《草堂集序》与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也就是李白研究界常说的李《序》和范《碑》。

李白晚年穷途末路，投靠当涂宰李阳冰，称李阳冰为从叔，临死前嘱其代为编订文集并作序。李阳冰《草堂集序》作于宝应元年（762年）十一月乙酉，李白尚存于世，此序当经李白过目，涉及李白家世的内容，当为李白亲口所述，故可信度最高。

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是元和十二年（817年）写的，离李白去世整整55年。这时，李白的儿子伯禽也已死了好些年，但两个孙女还在。范传正说自己一向仰慕李白，后来出任宣歙池等州观察使，看见李白墓残破不堪，便主动寻访李白的后人，找到了李白的两个孙女，将李白改葬，并重新写了墓碑。范传正找李白孙女索要家谱来看，李白的孙女翻箱倒柜，找出她们的父亲——李白之子伯禽写的家谱，只有十几行字，而且纸还破了，字也残缺不全，但大概能看出个眉目来。范传正所记的李白家世，便是根据伯禽留下来的十几行字。材料虽然是二手的，但来自李白的直系家属，可信度也很高。范传正还提到李白的两个孙女都嫁给了农民，一个叫陈云，一个叫刘劝，生活困难。范传正心想，李白的孙女怎么可以嫁给农民呢，便劝她们跟丈夫离婚，并说要帮她们重新找读书人家嫁过去，但李白的两个孙女拒绝了。从范《碑》叙述李白孙女的细节来看，范传正颇有实事求是之考据精神。

我们且看此二种资料是如何叙述李白家世的。

李阳冰《草堂集序》云：

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蝉联珪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然自穷蝉至舜，五世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叹焉。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称太白之精，得之矣。

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云：

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陇西成纪人。绝嗣之家，难求谱谍。公之孙女搜于箱箧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数行，纸坏字缺，不能详备。约而计之，凉武昭王九代孙也。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啐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故自国朝已来，漏于属籍。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高卧云林，不求禄仕。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复姓，先夫人梦长庚而告祥，名之与字，咸所取象。

稍作对比，不难发现此二种资料对李白家世的叙述高度一致：（1）陇西成纪人；（2）凉武昭王暠九世孙；（3）祖上因事逃奔西域，隐姓埋名；（4）神龙初年，其父逃归于蜀；（5）归蜀之后，始复李姓。

稍有出入的是在叙述李白祖上逃奔西域时，李阳冰说的是“中叶非罪，谪居条支”，范传正说的是“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啐叶”。时间方面，李阳冰说的“中叶”比较含糊，范传正说的“隋末”很具体，但并不冲突。地点方面，李阳冰说“条支”，范传正说“碎叶”，乍看明显有异。但据郭沫若考证，也不冲突——“条支是一个区域更广的大专名，碎叶是一个城镇的小专名，碎叶是属于条支的。”碎叶城，研究者基本达成共识，即今吉尔吉斯坦共和国境内的托克马克。郭沫若说条支都督府乃唐西域十六都督府之一，并据李白乐府《战城南》“去年战，桑干源；今年战，葱河道。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考证：“此唐代条支，既与葱河、天山等接壤，自当包含碎叶。是则所谓‘条支海’或条支都督府所辖之‘海’，如非伊塞克湖（热海），当即巴尔喀什湖。因而条支都督府所辖地即今苏联境内的吉尔吉斯和哈萨克一带，是毫无疑问的。”

有了郭沫若的考证作支撑，李阳冰和范传正对李白家世的叙述便完全一致了。

李阳冰的材料来源是李白晚年口述；范传正的材料直接来源是李白之子伯禽传下的家谱，直接来源也应是李白晚年口述。李白风烛残年，没有必要对儿子和李阳冰撒谎。有鉴于此，王琦《李太白年谱》云：

阳冰《序》，乃太白在时所作，所述家世必出于太白自言。传正《碑》据太白之子手疏。二文序述，无有异词，此其可信而无疑者也。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凡是对李白家世略具考据精神的传记作者，皆必以李《序》范《碑》为依据。《新唐书·文艺传》便以李《序》和范《碑》为基础，对李白家世作如此叙述：

李白，字太白，兴圣皇帝九世孙。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龙初，遁还，客巴西。白之生，母梦长庚星，因以命之。

关于李白的家世，以李《序》、范《碑》及《新唐书》本传叙述最为详实，也最可靠。至于其他传记资料，如魏颢《李翰林集序》说“白本陇西，乃放形，因家于绵”，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称李白为“广汉人”，或提李白郡望，或提李白少年生长之地，而不及其他，与李《序》、范《碑》及《新唐书》本传本不矛盾。至于《旧唐书·文苑传》称李白为“山东人”，前人多已指出不可靠。

李《序》、范《碑》关于李白家世的材料，直接或间接来自李白口述。李白诗文亦有言及家世的。其《与韩荆州书》云：“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这是说自家郡望陇西。其《赠张相镐》诗（其二）云：“本家陇西人，先为汉边将。”则是说自己是陇西李广的后人。与李《序》、范《碑》及《新唐书》本传皆无冲突。

至于其《上安州裴长史书》云：

白本家金陵，世为右姓。遭沮渠蒙逊之难，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少长江汉。

这大概是李白最早的家世自述，作于开元李白三十岁前后。关于这段文字，有不少争议。首先是“金陵”两字，众所周知金陵即今江苏南京，为南朝六代之都，李白口口声声自称陇西人，怎么会“本家金陵”呢？有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续笔丛》）甚至怀疑该篇为伪作。王琦李太白集注曰：“自“本家金陵”至‘少长江汉’二十余字，必有缺文讹字，否则‘金陵’或是‘金城’之谬，亦未可知。断为伪作者，非是。”王琦说该篇不伪，甚有道理。怀疑有缺文讹字，则无道理。该篇见收于《全唐文》与《唐文粹》二书，此二十余字，并无差异。《全唐文》的编者于“白本家金陵，世为右姓”二句之下，有一段很长的按语：

谨按：此二句不可解。《旧唐书》云：“白山东人，父为任城尉，因家焉。”《新唐书》云：“白兴圣皇帝九世孙，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龙中逃还，客巴西。”窃思白既为兴圣九世孙，世为西州右姓，如泝其族望，则“金陵”或系“金城”之讹。否则，定因前凉张氏侨置建康郡於敦煌，人遂目此建康为金陵，故下句云：“遭沮渠蒙逊之难，奔流咸秦”按：崔鸿《十六国春秋》云：“沮渠蒙逊杀吕光酒泉太守叠滕，共推建康太守段业为凉州牧。”应即此事。若云江左金陵，则白虽因崔宗之官金陵，曾经游此，并非世居。且与下句“遭沮渠蒙逊之难”云云，俱不可通矣。

郭沫若受王琦按语和《全唐文》编者按语的启发，说：

王说较平实，然王谓“金陵，或金城之误。”则未必然。盖《书》中所说“金陵”是指李暠在西凉所设的建康郡，地在酒泉和张掖之间。其所以命名“建康”，有意表示对于东晋首都的眷念。东晋都建康，别号金陵，故李白对于西凉之建康亦称之为“金陵”而已。

郭沫若的解释很有道理。用“金陵”指代“建康”没有任何问题。在敦煌侨置建康郡，并不始于西凉武昭王。更早一些的前凉就已经这么做了，西凉只是沿袭而已。但是《晋书·凉武昭王传》里屡次提及李暠不愿久居西北蛮荒之地，心念中土。李白说本家金陵，用“金陵”指代“建康”，不正是很体贴他远祖的心情么？

但郭沫若说“咸秦”，是“碎叶”二字之讹，只怕是错了。理由很简单，李白这段话没有涉及隋末的事情，只是讲了他家祖上“沮渠蒙逊之难”前后的一段家史。

郭沫若自己述西凉国史，有云：

公元五世纪初，东晋安帝元兴年间（402-404），李暠在敦煌、酒泉一带为众所推戴，坐定千里，进号凉公。其子李歆继立，攻沮渠，败死。弟李恂继立，沮渠破敦煌，恂自杀，国亡。事在宋武帝永初二年（421）。“遭沮渠蒙逊难”，所指的便是这回事。

西凉被北凉沮渠蒙逊所灭。李暠子孙四散奔逃，其中一支迁到今天的陕西咸阳西安一带，乃是合情合理之事。不少学者拿《上安州裴长史书》里李白这段家世自述，来反驳李《序》和范《碑》的记载。其实李白这段自述和李、范二家记载一点儿不矛盾，反而是相互支持的。只不过这段自述讲的是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李、范二家讲的是隋唐之际。合在一起看，李白的家世更加清楚：李白是李暠的后人，他们家这一支在隋末流亡西域。

二、20世纪以来对李白家世的质疑意见

20世纪以来，对李白自述家世的质疑意见泛滥成灾。早期代表为陈寅恪。陈寅恪之外，质疑最有力者是詹瑛、郭沫若及日本学者松浦友久。其他质疑派之意见，基本不出此四者之范围。

陈寅恪1935年发表《李太白氏族之疑问》一文，从三方面对李白自述家世提出质疑意见，并指出李白本为西域胡人。

一是以《新唐书·地理志》为根据，指出：

碎叶、条支在唐太宗贞观十八年即西历六四四年平焉耆、高宗显庆二年即西历六五七年平贺鲁，隶属中国政治势力范围之后，始可成为窜谪罪人之地。若太白之先人于杨隋末世即窜谪如斯之远地，断非当日情势所能有之事实。其为依托，不待详辨。至所以诡称隋末者，殆以文饰其既为凉武昭王后裔，又何以不编入属籍，如镇远将军房、平凉房、姑臧房、敦煌房、仆射房、绛郡房、武陵房等之比故耳。

二是据李白《为宋中丞自荐表》云“臣伏见前翰林供奉李白，年五十有七”，指出：

寅恪按案，太白为宋若思作此表，时在唐肃宗至德二载，即西历七五七年。据以上推其诞生之岁，应为武后大足元年，即西历七〇一年。此年下距中宗神龙元年，即西历七〇五年，尚有四年之隔。然则太白由西域迁居蜀汉之时，其年至少已五岁矣。是太白生于西域，不生于中国矣。又考李《序》“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及范《碑》“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复姓”之语，则是太白至中国后方改姓李也。其父之所以名客者，殆由西域之人其名字不通于华夏，因以胡客呼之，遂取以为名，其实皆非自称之本名也。夫以一元非汉姓之家，忽来从西域，自称其先世于隋末由中国谪居于西突厥旧疆之内，实为一必不可能之事。则其人之本为西域胡人，绝无疑义矣。

三是据李白称李阳冰为族叔，而指出：

太白既诡托陇西李氏，又称李阳冰为从叔（见《献从叔当涂宰阳冰五言诗》）。阳冰为赵郡李氏（见《唐文粹》七七舒元舆《玉箸篆志》及《宣和书谱》二等）。故太白之同时人及后来之人亦以山东人称太白（杜甫《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及元稹《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盖谓其出于赵郡李氏也。

陈寅恪此说既出，影响甚巨。詹瑛1944年发表《李白家世考异》一文，便直言是受陈寅恪的影响。詹瑛的工作，主要是以太白诗文所称同宗族人与《新唐书》之《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作对比，得出如下结论：

以上所引世系表中诸人，虽未必一一与李集中所称者相合，而李诗之真伪亦待考证，然若徐王延年，若刑部侍郎李晔，若赵郡李华、李阳冰皆灼然可见者，而就此数条考之，已可知白当为凉武昭王十世或十一世孙。若通体而观之，则白之行辈似在凉武昭王九世至十三世之间，且于丙氏之赐姓李氏者亦称同宗。于此可证其本非宗室，而于联宗之际则漫为之说，乃生此等奇异之现象。然大抵以自称凉武昭王九世孙时为多，以其辈分在当时为最高故也。至遇显贵，则又不敢自居高辈，乃降一二世以相联属，斯殆亦攀高结贵之一术耳。

詹瑛又在李白一家“漏于属籍”上大做文章。

《唐会要》卷六十五云：天宝元年七月二十二日诏：殿中侍御史李彦允等奏称与朕同承凉武昭王后，请甄叙者，源流实同，谱牒犹著。自今已后，凉武昭王孙宝已下，绛郡、姑臧、敦煌、武阳等四公子孙，并宜隶入宗正寺编入属籍。

天宝初太白方为翰林供奉，而又称李彦允为从祖（见草堂集序），如自述世系确有可据，正宜乘此时机“隶入宗正寺编入属籍”，则何致终白之身而仍听其“漏于属籍”耶！

正是出于这方面考虑，詹瑛完全赞同陈寅恪的意见，认为“白之先人本为西域胡族而寓居西蜀者”。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1971年）一书，一方面指出“陈寅恪关于李白‘本为西域胡人’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一方面依旧质疑李白自述的家世。郭沫若说：

但李白所传授的家世传说，有的地方也不可尽信。例如，凉武昭王九世孙之说便很成问题。首先是唐代的宗正寺不承认，其次是他自己也把握不定，往往自相矛盾。

郭沫若的具体论证，没有一条超出詹瑛的证据范围之外，郭沫若未提及詹文，但似是受其影响。郭沫若说：

李白在自己的诗文里面，特别在标题上，对于同姓的人爱标出兄弟、叔侄、祖孙等关系。以李暠九世孙为标准来进行核对时，世代多不相符。

像这样自相矛盾、毫无定准，可见李白自己对于李暠九世孙之说都把握不定。那就无怪乎得不到宗正寺的承认了。

在这里分明是封建意识在作怪。所谓李暠九世孙之说，看来是李白本人或其先人所捏造，目的就在抬高自己的门第。对人称谓的辈分之或高或低，不外是以势利的眼光在看人说话。这暴露了李白的极其庸俗的一面。

郭沫若对李白自述家世的质疑，虽未超出詹瑛。但因为郭沫若的特殊身份，《李白与杜甫》一书发行量大，这一观点在学界影响巨大。

此后各家对李白自述家世的质疑，证据基本不出陈寅恪、詹瑛、郭沫若三家范围之外。晚近对这一问题梳理得最细致的当属日本学者松浦友久。松浦友久在《李白的客寓意识及其诗思——李白评传》中遍列各家意见，一方面指出20世纪以来流行的李白异族说是“近代中国古典研究史中疑古学风的一环”；另一方面他自己也是一个李白异族说者。但其实他的论证，也没有什么在陈寅恪、詹瑛范围之外的有力证据。

三、对李白家世的质疑意见的反质疑

松浦友久说20世纪以来流行的李白异族说是“近代中国古典研究史中疑古学风的一环”，可谓一针见血。以胡适、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掀起的疑古学风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影响甚巨，陈寅恪虽非此学派中人，但他对李白自述家世的质疑却有典型的《古史辨》派作风，即先疑后辨，先验地怀疑李白在自述家世方面不诚实，而后抓住某几条材料大做文章，却不考虑这些材料还存在其他解释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不带任何先验性的判断，即不事先认定李白在自述家世方面作伪，客观中立地来分析有关李白自述家世的相关史料，不难发现陈寅恪、詹瑛等人的质疑存在诸多问题。

一是陈寅恪指出的：“碎叶、条支在唐太宗贞观十八年即西历六四四年平焉耆、高宗显庆二年即西历六五七年平贺鲁，隶属中国政治势力范围之后，始可成为窜谪罪人之地。若太白之先人于杨隋末世即窜谪如斯之远地，断非当日情势所能有之事实。”

这一条，郭沫若已经辩驳得很清楚。郭沫若指出陈寅恪显然把中亚碎叶误认了焉耆碎叶，对条支的地望，也置而未论，持论的前提就不可靠。又从语义的角度考证“窜谪”一词，并从情理的角度考察李白先人有无移居碎叶的可能。郭沫若说：

请把上述李白的自述和口授的三种文字排比在下边吧。

(1)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咸秦”即碎叶之讹。）

(2)中叶非罪，谪居条支。

(3)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啐叶。

细阅前二种文字，并无因罪窜谪之意，所说的都是被某种环境所迫，自行流亡，出奔异地。第三种晚出，加上一个“被”字，显然是出于误会。其实，古时凡是由汉民族移往外域，便说是窜谪或降居。如《国语·周语》“不窟……自窜于戎狄之间”，便是绝好的证据。《史记·五帝本纪》言“青阳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所谓“降居”也就是谪居。中亚细亚在隋末即使尚未内附（其实在汉代，康居、月氏等地早已和汉室相通了），商旅往来有“丝绸之路”畅通，李白的先人要移居碎叶，有何不可能？而且在唐代也并不曾把伊利附近作为“窜谪罪人之地”，唐代的窜谪之地主要在岭南或者贵州、四川，把伊利作为窜谪地是清朝的事。陈氏不加深考，以讹传讹，肯定为因罪窜谪，他的疏忽和武断，真是惊人。

郭沫若进一步指出陈寅恪认定李白本为西域胡人“豪无确凿的证据”：

陈氏为了证成其说，他举出了三两个例子，表明“六朝隋唐时代蜀汉亦为西胡行贾区域。”但这和李白的先人或李白之必为“西域胡人”，有何逻辑上的必然性呢？

虽然郭沫若的论证中，对李白先人“奔流咸秦”的时代有所误读，但他的辩驳足以破陈寅恪的李白本为西域胡人说。

二是李白诗文中同宗之人世代混乱之问题。

郭沫若虽然破了陈寅恪的李白本为西域胡人说，但他还是和陈寅恪一样，认为李白在自述家世上作伪了，认为李白自述的凉武昭王九世孙的家世是伪托的。这方面的论证，他和詹瑛一样。

詹瑛和郭沫若以太白诗文所称同宗族人与《新唐书》之《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作对比，发现世代多不相符，进而怀疑李白自述的凉武昭王九世孙的身世是子虚乌有之事。詹瑛和郭沫若指出的世代多不相符，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但这个事实，是否就足以证明李白的凉武昭王九世孙的身份是捏造的呢？答案是否定的。

詹瑛自己就注意到唐人联宗之法。他说：

按唐人联宗之法亦至可笑。张尔岐《蒿庵闲话》云：

近俗喜联宗，凡同姓者，势可藉，利可资，无不兄弟叔侄者矣。此风大盛于唐，其时重旧姓，故竞相依附。至于每放一榜，诸中式人与主司同姓则为侄，其母与主司同姓则为甥，其妻与主司同姓则为侄婿，与主司之母同姓则为表侄，与主司之妻同姓则为妻侄。姓稍孤僻，或上推至祖曾祖母，必求有当。交互组织，无非嫡亲骨肉，真异事也。又有可异者，杜子美重送刘十弟判官诗云：“分源豕韦派，别蒲雁宾秋。年事推兄忝，人才觉弟优。”注云：“刘杜本一姓，故公与刘十为兄弟。”习俗移人一至此乎？

则白之每逢李姓辄结为兄弟叔侄之亲，亦不足怪。

詹瑛引张尔岐之说，无非是说唐人喜攀附联宗，凡系同姓，只要有势力可攀，则援引为同宗亲戚，至于是否真的同宗，并不重要，真实辈分高低，亦不重要，凡是地位高的，称呼上的辈分也就高。有鉴于此，我们不难理解李白为什么见一个姓李的就要拉亲戚关系，见到地位高的就称人家从祖、从叔。这乃是唐代的习俗。李白诗文里标举同族之人世代每不相符，和李白是否凉武昭王九世孙，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关系。是故，詹瑛、郭沫若以李白诗文里标举同族之人世代每不相符为由否认李白是凉武昭王九世孙，是不能成立的。至于陈寅恪指出李白所认之从叔李阳冰本为赵郡李氏，亦不足以藉此以否定李白是凉武昭王九世孙。

三是包括陈寅恪、詹瑛、郭沫若在内的几乎所有的质疑者都提到的，李白为什么不在天宝初年隶入宗正寺编入属籍？李白不曾在天宝初年隶入宗正寺编入属籍是事实，但亦不足以据此认定李白不是凉武昭王九世孙。

陈寅恪本人《书唐才子传康洽传后》一文就已指出并不是李暠的后人就可以隶入宗正寺编入属籍的。

陈寅恪在引“《唐大诏令集》六四大臣类附属籍门许凉武昭王孙绛郡、姑臧等四房子孙隶入宗正属籍敕”之后，有如下论述：

又《新唐书》七十上宗室世系表南阳公房条略云：

太祖景皇帝八子，长曰延伯，武德四年追封南阳伯，附属籍，贞观初罢之。与姑臧、绛郡、武陵公三房号四公子房。至开元二十三年复附属籍。

寅恪案，许李彦允等四房附属籍之敕文，《唐大诏令集》及《全唐文》俱不载年月。但据《唐会要》六五宗正寺门，知此敕文乃玄宗天宝元年七月二十三日所下，而《唐大诏令集》传写脱去，《全唐文》编辑时馆臣亦遂因之耳。依此而言，即与唐皇室有直接血统关系之李虎子延伯后裔在贞观初至开元二十三年之间尚不得视为宗室，何论李唐所攀附之祖宗西凉李暠之子孙耶？李唐皇室本出赵郡（见《北史》三一《李灵传》附《显甫传》及拙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西凉后裔之得称唐宗室实自天宝时始。

陈寅恪已指出与唐皇室有直接血统关系的李虎之子李延伯的后人尚且长期不得视为宗室，遑论其他。

唐人李延寿《北史·序传》明确提到凉武昭王有十子，分别名谭、歆、让、愔、恂、翻、豫、宏、眺、亮。世子谭早卒。由次子歆继位。李歆继位四年，就被北凉王沮渠蒙逊灭了。李暠的孙子辈，有很多到了内地，李重耳、李宝都在魏国做了大官。但李暠子孙众多，正史记载的李暠后人固然不少，但却远远不能穷尽。李暠后裔，远不止绛郡、姑臧、敦煌、武阳四房所能囊括。如此，则李白未曾在天宝初年隶入宗正寺编入属籍，并不足以证明其非凉武昭王九世孙。

两《唐书》里还有一个疑似李暠子孙，而被李唐王室排除在谱系之外的。这个人是李轨。两《唐书》都有李轨的传，这个人在隋唐之际，可也是大名鼎鼎。这个人在两《唐书》里，可是与薛举、刘武周、刘黑闼同传。这几个人都是隋唐之际的风云人物，跟李唐争天下，最终战败，死的死，逃的逃，在历史评价上，都享受了战犯级待遇。李轨和他们几位同传，自然也是李唐王朝认定的战犯。

李轨何许人也？《旧唐书》说“武威姑臧人也”，《新唐书》说“凉州姑臧人也”。其实是一回事，凉州就是武威。

据两《唐书》，隋大业（605-618）末年，李轨官任武威郡鹰扬府司马，赶上薛举在金城起兵，将兵进犯武威，众人推举李轨做河西大凉王，据武威以自守，击退了薛举，据有武威、张掖、敦煌、西平、枹罕五郡，做了名副其实的河西大凉王。此时，李唐军队正和薛举苦战，于是李渊便派人和李轨结盟，亲笔给李轨写信，称李轨为从弟。这是武德元年（618）的事。李渊是凉武昭王李暠的七世孙，这不明摆着李轨也是凉武昭王李暠的后人么？但李渊和李轨未曾谋面，估计也就是根据年纪，以兄弟相称吧。至于辈分，谁大谁小，那就难说了。李渊派人册拜李轨为凉王、凉州总管。可是李轨手下人劝李轨做大凉皇帝。李轨给李渊回信，落款就写“从弟大凉皇帝”。李渊接到书信，勃然大怒。于是李轨就惹来了杀身之祸。李渊派安兴贵去凉州，劝说李轨归降，李轨不答应，安兴贵便和弟弟安修仁在当地招募军队攻打李轨。李轨被捉住处斩。这是武德二年（619）之事。两《唐书》既然称李轨是姑臧人，李渊又主动和他认亲戚，李轨当是李暠后人中的一支。但问题在于李轨自己不小心，做了李渊的对头，被戴上一级战犯的帽子，自然要将他开除祖籍。所以两《唐书》里都只提李轨是姑臧人，却不提他的家世，李唐王室早已剥夺了他的祖籍，将他从凉武昭王的后裔中开除出籍。如果李白恰好是李轨的后人，又岂能有隶入宗正寺编入属籍的一天呢？

四、李白极有可能是隋唐之际河西大凉王李轨的后裔

我们发现，如果李白恰好是隋唐之际河西大凉王李轨的后裔的话，李白自述家世的所有谜团都可以得到合理性解释。

我们不妨仔细玩味李白的传记资料，不难发现里头暗藏玄机。

李《序》和范《碑》都说李白的先人隋末流亡西域。范《碑》说：“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被窜于”的“被”字很重要，说明不是主动，而是被动，李白的先人是被逼离乡背井、流亡西域的。李《序》则说：“中叶非罪，谪居条支”，“非罪”两字真是春秋笔法，分明强调李白的先人是没有罪的。李轨被李唐王朝定为战犯，实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李轨的后人，很适合说这样的话。李白也这样说，所以，李白极有可能是李轨的后人。

李白自始自终说自己李暠的后人，从未改口，但又不去宗正寺认证，这里头自然有难言之隐。这个难言之隐，便是他是李轨的后人。李轨是李唐王朝的战犯，无论李唐皇室如何扩大李暠子孙后裔纳入宗室的范围，李轨的后人都不在其列。如果李白恰好是李轨的后人，那他便可以既是凉武昭王九世孙，而又绝不可能隶入宗正寺编入属籍。

我们一旦确认李白和李轨的家世关系，就可以发现李白身世里的疑点，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

其一，李白家为什么在隋末流亡西域？

李白身世的第一个疑点是，为什么在隋末流亡西域？

李轨从起事，到灭亡，历时三载。灭亡是在武德二年，起事是在李唐建国头一年。不正是隋唐之际么？李白的先人不正是在这个时候去的西域么？李唐王朝钦定的战犯，刘武周、刘黑闼，还有窦建德，不都是在战败之后，流亡到突厥的么？李轨既然和他们一样享受一级战犯待遇，虽然他自己没机会活下来，但他的子孙想必会和刘武周们做同样的选择——向突厥逃亡。突厥完了，就往更西的地方去，可不就到了条支、碎叶了么？

李轨之死，《新唐书》明确说：“修仁执送之，斩于长安。”仿佛李轨是被送到长安之后被处斩的。但当时的形势未必允许如此。《旧唐书》便没有押送长安问斩一说。新旧《唐书》的《李建成传》，倒都明确提到“凉州人安兴贵杀李轨”，以众来降，李渊命李建成前往原州接应的事情。只怕李轨根本没被押送长安，是在当地处死的。但对于李轨的后人，并没有半句交代。

李轨的后人，极有可能逃亡。逃亡的方向，只可能是境外——西域。这和李白的先人流亡西域的情形，正相符合。

其二，李白家为什么一度不能姓李？

李白身世的第二个疑点是，为什么李白家一度不能姓李？

李白说他们家是在神龙年间搬回四川才改姓李的，有些学者质疑：既然李白说他们家是隋末流亡西域的，为什么唐初不能改回李姓，却要等到80多年后呢？

殊不知所谓隋末，正是唐初。李白家不是前朝罪人，而是本朝公敌。正是新的李唐王朝把李白的先人逼走的。如果李白的先人不是李唐王朝的罪人，而是隋朝的罪人。改朝换代之后，便可以改回李姓的。况且李是大唐国姓，改回李姓，是很光荣的事情。李白的先人不能在李唐王朝初年改回李姓，却要等到80多年后才改回李姓，岂不正好说明他家乃是新朝罪人。

其三，李白家为什么在神龙年间搬到四川？

李白身世的第三个疑点是，为什么李白家要选在神龙年间搬到四川？

原因在于神龙元年（701），上距武德元年（618），已有80多年。李白的先人隐姓埋名将近一个世纪，李唐王朝自身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李白的父亲可能觉得形势变了，朝廷和人们早已淡忘了当年的事情，回到中土，应该比较安全了。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武则天带来了一个“去李唐化”时期。唐高宗做皇帝的时候，武则天就和他并称 “二圣”。唐高宗咽气之后，武则天便以太后身份临朝，690年干脆亲自做皇帝，连国号都改成周了。武则天极力打击李唐皇族。估计当时很多人觉得，以后就是周朝了，不再是李唐的天下。李白的先人正是在这个政治背景之下回到中土的。

李白家是在神龙初年回到中土的，唐中宗神龙元年，恰好是武则天死的那一年。武则天是在这一年的十一月死的。李白家大约是在这年春天到的四川江油。考虑到当时的交通条件，从碎叶走到四川，恐怕得好几年时间。因此，我们说李白家是在武周时期，决定搬回四川的。李白的先人是李唐的战犯，但不是武周的罪人。李白家选择这时候搬回中土，合情合理。

其四，李白为什么不考进士？

李白生平还有一个疑点，就是李白终生不曾参加科举考试。李白为什么不去考进士呢？李白给人的感觉是以天才自居，不屑于考进士。但这不过是托辞而已。实际上李白有难言之隐，跟他的身世有关。他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

在唐代，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参加科举考试的。罪人不能考，商人出身也不能考。白居易年轻时候写过一组文章，叫《百道判》。其中有一道“判”，讨论的是商人的儿子能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这道“判”的题目是：“得州府贡士或市井之子孙，为省司所诘。申称：群萃之秀出者，不合限以常科。”这说明唐朝惯例是不允许商人的儿子参加科举考试的。

李白的先人是在隋末被流放到西域的，自然是罪人之后。此外，通行的意见，认为李白的父亲是商人。自20世纪以来，李白的父亲是商人这一观点，被普遍接受。陈寅恪、郭沫若、林庚等人都这样说。

这其实也跟李白的先人在隋末被窜西域有关。

西域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西域自古商业发达。西域胡商往来各地，贩卖各样商品。放牧之外，经商是西域人最常见的生活方式。李白的先人被窜西域，靠什么谋生啊？做官是没指望的；而且又是一个外地人，当地是以游牧为主的，他也不一定擅长。但是他是从中土过去的，对中土有什么东西、西域有什么东西比较清楚，做生意顺理成章。所以李白的先人在这种情况下选择生存方式，最合适的就是做商人。

还有一个问题，李白的父亲为什么选择搬回四川，而不是别的地方呢？

因为四川自古有与西域通商的传统。《汉书》里记载了一个著名故事：张骞出使西域归来，跟汉武帝说，他在遥远的大夏国——今天阿富汗北部阿姆河流域一带，见到有产于四川的邛竹杖和蜀布。大夏国国民说这些东西是从身毒国传来的。身毒，即天竺，现在的印度。可见早在西汉时期，四川的外贸就很发达。要不然，商品不能传得那样远。

唐代的时候，西边的吐蕃强盛一时。吐蕃与大唐时战时和。武周时期，万岁通天元年（696），吐蕃权臣论钦陵请求两国和解。武则天派郭元振去和谈。谈判内容之一，便是“益州通市”。也就是在今天的四川一带，两国通市。李白的父亲李客选择在武周后期迁到四川，有可能便是沾“益州通市”的光。四川与西域、吐蕃贸易频繁，对以经商为业的李客一家来说，选择在这里生活，也是最恰当不过的。

参考文献

《晋书》

《旧唐书》

《新唐书》

《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

陈寅恪《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

詹瑛《李白诗论丛》，作家出版社，1957年。

松浦友久《李白的客寓意识及其诗思——李白评传》，中华书局，2001年。